很多人因为庄勰的《花间一壶酒》而知道了学者李陵有趣的一面，因为“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 ” 近日，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的他，推出了三联书店一套看起来非常“中国研究”的《我们的中国》。 要说这套作品，与近年来涌现的诸多“中国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独特之处可能在于，他谈论的不是别人眼中的中国，也不仅仅是“我的”中国，也不是海外汉学家想要解构的“中国”，而是“我们的中国”。
套用李凌在前几年出版的四卷本《我们的经典》序言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我们不假思索就接受的概念，就像它一样。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但在当代人眼中，最能继承中国传统、最能与世界沟通的“我们的中国”。
“如果我的脚还能跑，我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 ——李玲
“行走不仅是看山水，更是看风景。
更重要的是看到人类活动的痕迹。”
李凌从“我的”观察和记录出发，书写“我们的中国”。 他依靠步行和阅读。 如果说早年他主要沉浸在阅读《我们的经典》中，那么这十年来，他可以说是在“行走”的同时记录了自己对当地历史、地理、文物的感悟和思考。
近日，在上海书店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李凌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探索山水的感受。 他感慨地说：学了一辈子历史，如果书中提到的地方都去过了，那就是一次游山玩水的盛宴了。 这将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的满足感。 对于行走的向往，李灵甚至有一些可以称之为“贪婪”的情绪：“我希望能一路走下去，我把这称为‘十大卡通’，如果我的脚还能跑的话，会有很多更多的。” 我想去一个地方。”
李陵的行走有现实的理由，也有坚实的历史依据。 依据是先秦时期最科学的地理记载《愚公》。 在李陵看来，《愚公》以大禹治水为主题，只讲山川沼泽以及由山川沼泽画出的九州，不讲政区。 却是汉魏以来一切地理书籍的源头。 《愚公》讲的是大禹的踪迹。 大禹治水、疏浚山河，一步步铸就了大禹的痕迹。 “所以，学习地理时，步行非常重要。步行不仅是看山水、风景，更重要的是看到人类活动的痕迹。中国山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学习地理离不开考古。”考古学和地理学都是从地里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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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
反映在《我们的中国》第二卷《环游世界》中，李陵考察了中国古代的重要战场、城址、祭祀遗迹，游览了乐镇、海都、风景名胜； 他还拜访了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所走过的路。 《大地文章》第三卷既有山川考察记录，又有“故乡考古”，因为他把家乡山西省武乡县和太行山的考察作为自己行走的“中心”。
难怪有朋友嘲笑他，这是家乡中心主义，比国家中心主义更可怕。 但在李陵看来，这并不奇怪。 首先，了解中国，宜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开始。 其次，山西确实很重要。 “中国的晋南、豫西确实是中心中的中心。苏东坡曾说过：‘上党历来是世界的脊梁。’” 太原、洛阳之间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让他对“中国”的形成有了直观的感受。 在李凌看来，谈论最早的“中国”，要关注两个基本前提：“国家”的形成和“中国”的形成。 如果国家没有形成，就不会有“中国”的概念。 一个国家即使形成了，如果没有形成文明中心，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它们加入其中，形成核心地区，那么它就不算“中国”，而只是其中之一。周边地区的许多小国。
但所谓的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的绝对中心。 李陵说，历史上，中国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心和外围来划分的。 谁占据中心，谁就是华夏，谁属于四子孙，谁就是蛮夷。 “所以我们都曾经是中国人，也都曾经是野蛮人。比如夏、商、周朝代都把自己视为‘中国’，并说自己生活在‘虞姬’。” 但李陵提醒，“虞姬”其实是一个以夏之地命名的符号，代表着夏、商、周合一的世界。 夏为中心时，商为蛮夷；夏为中心时，商为蛮夷； 商为中心，周为夷。 当以周为中心时，世界发生了重组，许多国家都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子孙或在夷人，或在华夏”。 “因此，任何部落只要不在中心，就会被视为野蛮人。‘夷夏的区别不是基于血统，而是基于地域和文化。’”
李凌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说，文明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组成的概念。 往往农业文明处于中心，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处于边缘。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但作为边缘，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都有向中心发展的愿望，也就是所谓的“四子孙趋于中心”。 四子孙趋同的规律是，四子孙面向的是发达地区，后面是原籍地。 两个文明最接近的地方形成过渡形态，也是四大后裔最发达的地区。
从行走在地球上到深入思考中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中国》被视为“当代徐霞客”书写的国家地理思想史了。 有评论认为，通过李陵的书，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文精神世界获得了陆地的维度。
“中国是一个文明的漩涡，既有汇聚，又有辐射。”
毫无疑问，李陵走在中国大地上，也是他追寻中国的旅程。 虽然这种追求源于他的学术兴趣，正如李凌自己所说，他为研究中国倾注了四十年的心血，但很难说他没有受到当前认知焦虑的一定影响。中国。
近年来，海外汉学家试图解构“永恒中国”。 他们对中国的领土和历史不满，称中国是一个虚构的“共同体”。 对此，李陵从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角度进行了反驳。 他在《我们的中国》第一卷《大禹踪迹》中描述了中国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并表示“中国”概念形成的关键是“两个”。伟大的统一”。 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和夏商周统一； 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后的秦汉统一。
要对“大统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还得回到最早关于“中国”的争论。 对此，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和发现，纷纷表示二里岗是“中国”、二里头是“中国”、龙山是“中国”、庙底沟是“中国”。 问题越来越远，背后还有背景，似乎很难确定。 李陵认为，龙山时代是城市遍地开花、国家兴起、中心形成的孕育期。 二里头文化真正形成中心。 然后商人从东方出现并取代了这个中心。 然而，西部土地仍然在夏人的控制之下。 这说明夏、商、周不仅是连续的时间概念，而且是平行的空间概念。 “中国”一词，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铭文，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 “是周人完成了夏、商、周空间域的统一。”
从此，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李陵说，西周统一完成后，古人发明了月镇海都，作为九州的地标，即空间中国。 此后秦汉统一，完成了制度的统一。 李陵由此强调，中国确实存在，不是虚构的，但“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李灵说道，在“愚宫”的地理范围内，居住着五个主要氏族。 战国末期，秦国整装待发，准备统一天下。 它已经有了共尊五皇、祭祀五山的想法。 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征服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 蒙古人和满人都使用多种文字。 元代有六文，清代有五文。 十九世纪，欧洲人创立汉学时，最初是依靠《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本来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
基于此，李陵认为，中国各民族，无论是由四族统治，还是四族由中国人统治，无论谁接管中国，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的独立。 孙中山发动革命，最初提出了‘驱逐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后来发现这根本行不通，于是《中华民国临时宪法》宣布，中国领土归中国所有。由22个省份和三大属地组成，我们的共和国是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国，从这个角度来说，‘五民族共和国’并不是纯粹凭空捏造出来的。就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而言，也是中国传统的延续。”
历史上，当五大部落联合时，就会出现“夷狄入侵”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大会将被纳入，有些大会将被排除。 “中国是相对于四个民族而言的，古人称中国为夷狄，中国对四个民族有吸引力，四个民族也向往中国。因此，周边很多文化都进入了核心区，与四民族融合在一起。”中国。” 李零说，中国的疆域因此不断扩大，特别是宋朝以后，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周边民族的不断入侵，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断扩大。
这正是李陵在《我们的中国》第四卷《思想地图》中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一统’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概念，中国被称为‘天下’。中国是一个文明的漩涡，既有聚合，也有辐射。雪球越滚越大，形成‘大一统’。”
“我们的中国”之旅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徐宏所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 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中国”概念吸收了世界的地理观，也吸收了世界的地理观。 统一的政治文化等等。这样，如果单纯从地理、文化、种族的角度看，就无法“看到”中国。 只有全面地看，才能看到中国。
要实现这种“综合”，有赖于研究者丰富的学术背景。 这就是李陵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可贵之处。 在《我们的中国》的序言中，李凌从一开始就提出并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我的专业是什么？有点乱。” 在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津看来，学术上要达到这个“乱”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混乱，当你读李陵的文章时，你会发现他似乎能够掌握我们想到的人文领域十八般武艺中的任何一门，包括考古学、古文献、地理、艺术史。无论这些科目和材料的知识如何，他都能够非常熟练地、毫无障碍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想法。”
要真正做到“无障碍”四个字，需要作者适当地将自己的主观性融入到客观的讨论中。 徐天津说，读李凌的文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冷热二元性。 “李陵在对待史料的时候确实是极其冷酷的，他根本看不到情感的一面，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表达出来的内容却清晰地让你感觉他有感情，有温暖。”你甚至觉得他的文章，包括他的书名、书名，都是他自己情感的表达，这和现在很多学者的冷漠、没有情感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徐天金看来，李陵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表达。 “业内人士有时会开玩笑说他写‘李灵提’，因为他的风格很独特，是一种极其简单的风格。他用的句子很短，很白话。他时不时会用一些俚语，用一些不雅的词。 ……但是当你读到它的时候，你不会发现它有什么不同寻常。” 事实上，李凌确实喜欢时不时地在文章中使用一些不同的东西，以《我们的中国》为例，除了严谨专业的学术问题和文献综述之外，还有旅行中的生活小事。他耐心地一一处理这些小事，并详细记录下来，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很有趣。
不仅如此，虽然李凌表示自己不怎么用手机，也很少看报纸，但这并不妨碍他“与时俱进”。 要说他走路不容易，他会说在古代走路真的很难。 当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船和车。 因此，古代的修行者只有那么几种，比如军人、商人，还有求仙求药的方士、云游四方的学者、巡游狩猎祭祀、巡视的皇帝。到处工作。 秦汉之前，最著名的逃亡人物就是孔子。 “孔子一生都在做一个梦，这就是周公的梦。他老的时候说，当他不能梦见周公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死了。孔子的这个梦是中国最早的“中国梦”，因为他想恢复西周的统一。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最终实现这个梦想的却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今天我们谈论“中国梦”，自然不是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时想要重温的“周公梦”，而是努力奋斗的“中国梦”。对中国有更清晰的认识。 阅读李凌的《我们的中国》，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和中国人是现在的样子，以及他们继承了过去的样子。 当然，我们还需要探索，中国未来将走向何方？
正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所说，中国仍处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延长线上，但我们必须看到，现代中国文化经历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境。 本来中国的一切改变都是在传统之内，现在却要在传统之外改变。 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中国必须找到文明与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陵开启的寻找“我们的中国”的旅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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