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下旬，我坐上了一列从江城武汉出发的动车。西行伊始，两岸尽是苍茫而开阔的江汉平原，几乎没有遮挡的屏障。约摸两个小时左右，一系列高峻的山脉陡然横亘于眼前，像巨大的屏风挡住视线。隔窗一望，江汉平原的西极、长江三峡的东口—鄂西重镇宜昌已经近在咫尺了。自宜昌城西南津关至重庆奉节白帝城，长江横切崇山峻岭，形成了著名的长江三峡。所以，这段谷深水急的水道被称为“峡江”。 随后，我登上了宜昌城南的磨基山。站在山顶眺望，江岸上大大小小的客运、货运码头熙熙攘攘的，一派繁忙景象。同一地点，若将时光回溯至上世纪30年代，宜昌已是一处船舶如织的江边港城，当时江滨一带还没有密集的高楼，有的只是一排排错落的飞檐式老屋。当我将老照片跟现实对比时，旧时风物已被无情岁月所剥蚀，被“高峡出平湖”后的江水所淹没。此次不远千里进入峡江航道，我是为了寻找70多年前一段记忆而来。更确切地说，我是为了寻觅一位出自重庆的传奇人物。
鄂西重镇宜昌，千百年来扼守着长江三峡东口，上接巴蜀、下引荆襄。古往今来，这里发生过许多牵动全局的战争。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署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危亡关头，宜昌的“川鄂咽喉”地位更加凸显，成为转运物资的中转枢纽。从这一年开始，日军对正在承担运输任务的宜昌城进行了疯狂轰炸。火光冲天的江面上，民生公司及民间渔船冒着空袭炮火，完成了三万多滞宜人员和十万吨物资的转运任务。
武汉沦陷后，鄂西小城宜昌几乎被西迁的人流挤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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