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标签式的“英雄”故事。这是“一个人和他的200多万棵树”。
这更不是单纯的种树、植树、造林，而是一部镌刻着晋北、晋西北人民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向风沙宣战的精神史诗。
为了写出心中的将军和将军背后蕴含的精神，鲁顺民在写作时，没有将其塑造得“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而是以实地的调研采访、长久的跟踪写作，用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与众不同的叙述结构以及丰盈饱满的细节，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一个有真实温度、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他是时代楷模，但是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样的文学表达，反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感染力，更让读者思考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更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小切口背后时代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主题。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如今，那昔日连绵的荒山秃岭已经变为林木的海洋，风沙漫天的晋北大地变身绿水逶迤、青山秀丽的生态画卷，每当有风吹过，响彻耳边的是饱满、热烈、沉雄、厚实的阵阵松涛，是散发着人性光辉、人格魅力的将军形象和他的精神在三晋大地的深沉回响。
2024年8月，《将军和他的树》入选“2023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
中国环境报：请您介绍下《将军和他的树》写作、出版的背景？
鲁顺民：2021年底，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以“时代楷模”为书写对象的丛书，朋友向出版社推荐，说我可以写一本。张连印将军就在其列。接洽之后，我没有立刻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张将军的英雄事迹被媒体报道得很充分了，再介入，很难有再发掘和发现的余地。
但是到来年春天，我到左云县接触张连印将军，开始采访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我做过十多年的乡村调查，对乡村几十年的变迁和生存状态有一些了解，尤其是对晋北、晋西北地区，远及毛乌素、库布其沙漠腹地老百姓，与恶劣环境做艰苦卓绝的抗争的历史感同身受。
对他们来说，植树造林不是空洞的宣传动员，而是朴素的生存之道。尤其左云、右玉两县，要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他们对树木和林草的感情，是我们外人无法理解的。他们七十多年坚持植树造林，久久为功，经历过的艰难与探索、欢欣与荣光，也是我们外人很难体味的。这里头，重要的当然是贯穿始终的艰苦奋斗精神，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摸索出一整套种树活树、改善生态环境的科学方法。
第一次见到张连印将军，他已经解甲归田，回乡种树18年。我们会面的地点，就在他最初营造的300亩苗圃里。苗圃内，树木密密匝匝，有200多万棵大小苗木，很成规模。他虽然脱下军装，但30多年军旅生涯，担任部队主官多年，他身上的军人气质仍在。筹划、安排、协调事情，有板有眼，滴水不漏。但坐下来，跟你拉家常，一点点架子都没有。不抽烟，不喝茶，不吃荤，饮酒豪爽，跟日常的农村老汉别无二致。
因为有长期在农村采访的经验，我跟受访对象常常见面熟，没说几句话就会直奔主题，也善于控制和调动受访对象情绪，把握采访节奏，所以很快就跟老将军聊得火热，跟在苗圃里干活的人聊得火热，几天时间，就跟村里人混熟了。
《将军和他的树》这个书名就是在采访过程中确定下来的。我觉得，我此番前来，不仅仅是写模范、楷模、英雄，而是冲着这个人来的。要把这个人写活。
为什么强调“和他的树”呢？树是实指，是指将军和他种下的200多万棵树。还有乡村社会对其的滋养，将军本身就是乡村的一棵大树。树，同时还是结果。采访中间，上高冈，入松林，辛弃疾的词阙《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常在耳边伴着松涛回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有信心将这一个人饱满而硕健地呈现给读者，也必须将这个人饱满而硕健地写将出来。所以，我采访时，尽量日常，尽量细微，尽量深入到生活的腠理，而精神提炼与总结，全然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精神提炼与总结，已经融入采访全程，只是不见痕迹而已。
中国环境报：植树和“将军植树”，实际已经有同题材作品出版，书写这样一个人物，您是怎样构思的？怎样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鲁顺民：我开始采访的时候，已经知道至少有两位作家在写他，其中大同作家马海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已经出版，大约有四五万字。其他的还在写作过程中，或者等待出版，没有见到。马海先生是大同土著，他从老将军4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然后由爷爷奶奶抚养大写起，一直写到他回乡十多年坚持义务植树的事迹，其中也经过许多曲折与探索，写得比较全面。从他的文章里，大致可以梳理出老将军从一个孤儿到将军，再从将军回乡义务植树的全过程，比较全面，虽侧重于事迹的介绍，但给我形成采访大纲提供了不少帮助。我特别感谢老朋友。
在《将军和他的树》里，当然老将军是主角，还有他的堂弟连茂和连雄，他的表妹和妹夫，他的儿子张晓斌，以及张晓斌的初中同学四旺等，几乎就是一个群体。在我看来，是老将军作为的担当，对改变家乡生存环境的责任心，用实际行动感染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同时，也唤醒了潜藏于庸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才诞生了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形象。这个群体形象，才使得“将军回乡植树”显得更加特殊起来、典型起来。
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写老将军苦难而充满温情的童年，还有他的成长，他的奋斗。他成长的过往，背景是张家场故里的乡里乡亲。少失怙恃，吃百家饭长大。从小学到初中，当第一名，老师和同学的友谊。独自谋生，又有来自叔叔和伯伯们的呵护。外出当兵，当时生产队和公社的干部又对他充满期许。等等诸般，是张连印之所以成为张连印最强大的精神后盾，也因为有这样的少年经历，让老将军对家乡念念不忘，退役之后毅然决然回乡做些事情。谈到老师、同学，谈到乡村干部，老将军每每珠泪洒襟，难以自抑。是乡村教给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在文本构思的过程中，我没有按照普通传记的写法，从少年平铺直叙一直写到晚年，而是从将军回乡写起，然后有意将两条线交织起来，这是一种近似于小说的构思。两条线互相交织，互相印证，既呈现出张连印从孤儿到将军的成长历程，同时还原出一位具有乡野情怀的朴素的一面。这样，将军回乡义务植树，与其青年成长的过程交互呈现，就具有了相当的象征意味。将军本来就是一棵生长于乡土乡野的大树。他的根在哪里，他精神层面的枝和叶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同，结构本身就做出了回答。这种结构的好处显而易见，从文本意义上讲，所呈现的主要事迹相对集中，同时又不失历史背景呈现，现场感更加强烈。
报告文学最终是要以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而现场感，是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现场感，或者现场感不强烈，文学的意味也将大打折扣。
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既要呈现实实在在的植树绿化，更多的着眼点，还在于将植树绿化这个行为抽象思考。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么多将军，他回来了？本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为什么偏偏放着福不享，却要放下钢枪，拿起锄头做回一个农民？他跟普通的父老乡亲们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多关注这些，要比只关注他植树绿化本身对塑造这一个典型人物，显然更重要。
中国环境报：作品中写了很多真实感人的情节细节，是怎么抓到的？又是怎样安排取舍的？
鲁顺民：情节和细节，不独是小说类文学作品逻辑推进的基本元素，也是呈现文学魅力的有机载体。你很难想象一部细节不生动，情节单薄的文学作品可以成立，即便是先锋的、现代的意识流小说、诗歌，即便是在淡化情节的抒情性作品里，没有细节和情节的推动，人物也很难立起来。
就《将军和他的树》而言，那些丰富细节的表达，曲折的情节叙述，无不是对“报告文学”体裁的文学性构思。比如说，张连茂缺了一颗门牙的笑、老支书推开饭碗的叹息、张连印在月夜里因为缺乏资金的失眠，还有张连印直到晚年才搞清楚自己的确切生日等。这些情节和细节，都是采访过程中主人公在庞杂的叙述中偶尔提及的“不重要”内容，在他们看来，是闲话，不是主体内容，但我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注意到这些细节和情节，恰恰是表达文学意味，承载人物心理变化的关窍。别人可能不注意，但作为一个作家，这是职业敏感，然后单独抽出来，单独构成小节。果然生动。但不是虚构。
曾有人讲，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既要清晰地抒情达意，同时还有格律要求。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孰重孰轻、孰多孰少，把握平衡的过程，而是文体本身的要求。报告文学也一样，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报告文学一方面是报告，一方面是文学，二者之间不是度的问题，而是融合的问题，互为表里。不然，凭什么称报告文学？报告是内容，文学是表达，表达的是内容，报告也在表达。
事实上，有人说书中的情节与细节，是小说式的虚构，也未尝不可。小是什么，不就是一个小心思，一个小动物，一个小特征，一个小纠结吗？丰富的细节与曲折的情节多了，小多了，文学性也就浓郁起来。
中国环境报：将军种的漫山遍野的树怎么样了？将军的树背后，有没有山西人普遍的一些特征，比如“敢栽树、能栽树、会栽树”？
鲁顺民：截至我到访的2022年4月，张连印将军回乡植树第19个年头，共植树绿化20209亩，栽植苗木205万余棵。换算成土地面积，他种下的树，合13.473平方公里，占左云县面积的1%还多。
他2004年种下的头一茬树，都是外调的成苗，成活率不高。后来经过补栽，头一茬林子的树，已经有胳膊粗，蔚为壮观。之后的6000多亩义务植树林，已经绿云浮天，覆盖了几道大梁。最直观的，是张家场村后的东梁和西梁，还有将军台梁，都是竖成列、横成行的大林，是高耸入云的樟子松树。尤其是最初的300亩苗圃基地，几百万棵松树、柏苗密不透风，是左云县十里河滩的重要景观以及右玉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现在，左云县依托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打造十里河湿地公园，将军的这个苗圃是现成的景观，也给治理十里河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巧的是，左云县与右玉县相邻，走高速也就四五十公里，像张家场这样生态变迁的区域在两县之间并不鲜见。民间组织、县林业部门的基地中，像张连印将军这样规模的基地，两县有十七八处。今天，右玉县林木覆盖率达到51.7%，左云县也不差，达到49.2%。所以，我在书中说，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一直潜藏于民间日常之中，张连印和张连印们，正是唤醒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那个人。
2024年3月，张连印将军去世，灵柩回乡，万人相迎，最后他的骨灰用无人机带着升空，撒在他生前种植的万亩树林里。
中国环境报：山西文学界是重视生态文学的，但当前山西缺乏生态文学重头之作。您对此怎么看？您在生态文学创作方面有何打算和计划？
鲁顺民：如果把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泛化的概念，在国际上也不过百年历史，经典的作品有《瓦尔登湖》《沙乡年鉴》《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至于今天的生态文学，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追随，既与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倡导有关系，也与公众的生态观念逐步形成有关系。生态文明，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之一，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至于山西的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文学在全国引发关注，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强劲的创作队伍，比如哲夫、赵树义、蒋殊、宋耀珍等，有许许多多值得书写的生态故事，比如吕梁山在黄河悬崖绝壁上植树成功的范例、壶关县在太行山严重缺水山区阳坡植树成功的范例、偏关县专业造林队伍屡创奇迹的范例，以及陵川县结合文旅以三产养生态以生态促三产的范例……范例甚多，值得书写，精神可嘉，应予弘扬。这些，都是我们作家应该关注的。
《将军和他的树》获得关注，是我没有想到的。此后如有恰当的选题，我会毫不犹豫投入其中。
张连印们遍及吕梁，魂漫太行，精神不死永生。
个人简介
鲁顺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主编。著有《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合著）《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合著）《将军和他的树》《潘家铮传》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奖等多种奖项。
